第312章 工厂变革(二) (第4/5页)

过由于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加上各种其它原因，个人所得税其实并没有开征。

    1956年4月，新—轮的工资开始了调整，上个月刚刚开完了会，一级工资变成了560块，早年就在中国的外国人，加上津贴补贴，最高能拿到六百多块，比主席的工资还要高,但由于是外国人,因此主席也没说什么，但是新工资制一级与最底一级差了28倍,因此主席很不慢，并且从上个月开始，他就拒绝领工资了。

    主席不反对加工资，但他同时认为最低一级一个月不过二十块，而最高的一级560块，这是在人为的制造贫富悬殊，是给上级的特权工资，他认为加工资应当主要加给下面，而不是加给上面。

    不过工资制的全面实行，也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早前实行的是供给制，这种制度工资是次要的，而供给才是重要的，供给的方式也是以人口来进行，家里有几口人就按几口供给，因此供给制下的人们日子还是很好过的。

    供给制来自于早年延安时期的军队供给制，后来扩大到了全国，但是这种制度的弊端同样明显，人们的生活与军队是两回事,而供给制就很教条,需要的不一定供,但不急的却一直在供，人们因此很不满意。

    现在工资制后，人们又不满意了，原因便是失去了供给制，什么都要自己掏钱，住房、水电、柴米油盐，这样一来，一个月二三十块,好一些的百十块，一家子五六口，甚至七八口人，这点工资根本就不够用，因此这才闹着要加工资。

    新的工资制分为三十个等级，其中1至24级为干部等级，25至30为工人等级，干部的工资加幅相对很大，而工人却加得极小，因此上上下下都在闹，从年初一直闹到了四月，主席因此召开了会议，可当他看到新的工资表后，他就不干了。

    最高与最低差了28倍的工资，让主席顿时火冒三丈，为了表达自己的抗议，他便开始了拒绝领工资。

    此时，在中国的美国进步人士李敦白，按照他本人后来的回忆录所写，他的工资一个月就超过了六百块,他的待遇是特甲级，可以分到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自己的生活优渥，家里全是红木家具，而九级以下则是板屋简屋,他为此感到不安，拒绝国家分的小汽车,而骑自行车上班,结果被人提醒,要他不要这样做。

    可国家为什么要将工资固定下来呢,这其实也是来自苏联的工资制度，主席如今通过方叶提供的历史资料已经知道了苏联最后在这种工资制下，养出了一大批特权官僚阶级，更知道了苏联后来的工资制离谱到了什么程度。

    赫鲁晓夫时期，这位同志虽然战略水平不怎么样,但这位底层出身的苏联领袖，还是有照顾老百姓的思想，至少还建起了赫鲁晓夫楼,而到了后来,他被赶下台后,这种事情在苏联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特权与官僚阶层同普通苏联民众的收入差距、生活差距越拉越大。

    主席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现下并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取代苏联的制度，事实上就以现下计划经济体制来说,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最顶—级与最底—级的差距始终都有二十倍。

    而若要真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需要将现有的体制改变,但这个问题现下国家还做不到，原因便是现在全国正在进行工业建设，国家的资源有限,不可能采用同安县的市场经济体制。

    庞大的基层包括工人，他们的收入要增长，就意味着国家需要投入更多的财政开支，而这些开支现在并非是工人创造的，而是由农民创造的。

    以1956年为例，虽然农业各税不足3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0.58%,但如果将年度70亿元左右的“剪刀差quot;作为“暗税quot;包括在内,则农业税的财政贡献率仍然达到28.47%可拿高薪相对来说毕竟基数并不大，而提高工人待遇就意味着农税会出更多，对农民的剥削加剧，这是一个矛盾。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主席最后采取的方式是对干部工资进行降薪，最高一级由560元降到了404.8元，这个工资标准一直持续了1985年的工资改革才结束。

    所以将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就是现下全国的蛋糕没有做起来,池子里的水只有这么多，给一些人多分一瓢，就意味着要给另一部分人少分，这个矛盾因此很难解决，而主席后来提出的降薪方案，则是能做出的唯一实际的方案。

    时至1956年,建国即将迎来七周年,国家的工业基础迎来了极大的增长,可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工厂也罢，矿场也罢,基本都还处于最基础的阶段，工人、技术人员、设备也都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获得80年代中后期那样开始爆发式增长是不可能的。

    工业的发展有它的基本逻辑和顺序，国家知道这一点，方叶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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